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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龙井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党建为引领，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为抓手，打造三个平台。打造“平台+自治”平台，创新打造“海兰江e站”综治民声平台，为基层治理提供数据支撑，夯实自治基础；打造“信访+法治”平台，创新出台《关于持续推动市级领导深入基层开展排查化解风险隐患的实施方案》，以“四下基层”为抓手，推动全市副县级以上领导和机关干部深入基层调研，解决一批群众关切的疑难矛盾、信访积案、重大民生等社会热点难点堵点问题；打造“网格+德治”平台，建立基层网格员“四率一创建”星级考评制度，进一步激发全体网格员比、学、赶、超的为民服务工作热情，在全市92个村（社区）覆盖“百姓说事议事点”，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解决群众诉求。

　　凝聚合力。建立群防群治队伍、增补护边员、购买巡逻设备，做到细致登记抵边人员信息、细心为民服务，不断织密巡逻“防控网”和为民“服务网”；落实“警灯闪烁”“举报奖励”等措施，激发群众参与管边护边热情，进一步提升边境管控效能；组织各涉边部门签订联防联控协议，以乡镇、村级综治中心为依托，推行边境乡镇“3334”“五户联防”等联防联治模式，提升了边境管控多元治理效能，三合镇获评2023年度省级平安边境优秀乡镇；在边境少数民族聚集村屯，依托级村综治中心设立“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站”，开展平安边境建设活动，及时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开山屯镇光昭村等4个边境村获评全省平安边境优秀村，促进了各民族增进理解、守望相助、融合互信，确保“平安边境村”长效长治。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彩礼是男女双方以缔结婚姻为目的一方依据习俗向另一方给付的财物。侯某某给付高某及其母亲高某甲的大礼288000元、看好钱6000元、上下车礼46000元以及为高某购买的价值共计49935元的“五金”均符合当地结婚习俗中对于彩礼的一般认知，应当认定为彩礼。综合考虑双方的订婚时间及共同生活状况、当地风俗和经济水平，酌定高某、高某甲返还侯某某彩礼款30万元，并责令高某返还侯某某“五金”。侯某某为高某购买的价值8199元手机，属于双方交往期间以缔结婚约为目的的大额赠与，现双方已解除婚约，高某应予返还。磕头礼12000元属于亲朋好友对新人双方的赠与，结合本案案情，酌定高某返还侯某某6000元。侯某某在举行结婚仪式前后向高某的多笔转账37000元，因转账数额较大，扣除二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合理开支，酌定高某返还侯某某3万元。判决：高某、高某甲返还侯某某彩礼款30万元；高某返还侯某某“五金”、手机及36000元。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王某某与付某某婚前缺乏了解，婚后共同生活不到一个月便因家庭琐事分居，亦未建立起深厚感情。王某某曾于2022年2月提起离婚诉讼后又申请撤诉，双方至今未能和好，现王某某再次起诉要求与付某某离婚，态度坚决，双方夫妻感情已无挽回的余地，应当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准予离婚。王某某与付某某母亲签订的彩礼返还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零四十二条第一款“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王某某与付某某虽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综合考虑当地经济生活水平及王某某家庭经济状况，案涉彩礼数额过高，酌定付某某及其母亲返还彩礼91000元。判决：王某某与付某某离婚；付某某及第三人侯某某共同返还王某某彩礼款91000元。

　　案涉彩礼165880元远远高于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亦给张某某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属于高额彩礼，在张某某与严某举行结婚仪式但未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况下，应当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予以适当返还。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当事人原则上是缔结婚约的双方，但如一方父母亦实际给付了彩礼或者实际接收了彩礼的，可以作为共同原告或者共同被告参与诉讼。本案严某甲与严某共同收受了张某某给付的彩礼，张某某将严某甲列为共同被告，要求严某甲承担共同返还责任，于法有据。该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酌定返还数额并判令严某甲与严某共同返还，判后各方均表示息诉罢访，自愿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有效化解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为营造健康、节俭、文明的婚嫁新风画出了“风向标”，让“彩礼归于礼”走深走实。

　　KOK彩礼作为我国婚嫁领域的传统习俗，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蕴含着两个家庭对“宜其室家”的美好愿望。但是，近年来，一些地区彩礼数额持续走高，为给付方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彩礼的初衷，也给婚姻稳定埋下隐患。为深入贯彻习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治理高额彩礼、移风易俗的工作要求，切实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省法院征集筛选了6起规范高额彩礼典型案例，现予以发布，希望通过典型案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引导人民群众理性对待彩礼给付，让彩礼定位于“礼”而非“财”，推动移风易俗，助力营造健康、节俭、文明的婚嫁新风。

　　近年来，因农村适婚人口男多女少，婚姻匹配困难，催生出婚托、婚骗、借婚姻索取财物等违法违规行为。一方以结婚为由收取高额彩礼但无与对方构建家庭的主观意愿，与对方相识后快速结婚，婚后即离开不与对方共同生活，为规避法律关于彩礼返还的规定，往往在登记结婚后一段时间再起诉离婚，或者通过冷落逃离对方、制造家庭矛盾等方式迫使对方起诉离婚，更有甚者，利用对方想要早日摆脱不幸婚姻的心理迫使对方放弃部分或全部彩礼作为同意离婚的条件。判断当事人是否存在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情形，应当综合考虑双方的感情基础、共同生活时间、是否具备形成稳定夫妻关系的主观意愿、离婚原因、婚姻史等因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接受彩礼一方存在借婚姻索取财物情形的，应当全额返还彩礼。人民法院认定聂某某构成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判决其全额返还彩礼，彰显了对借婚姻索取财物行为的坚决打击，有助于引导当事人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念，维护正常的婚姻秩序和公序良俗。

　　本案侯某某向高某及其母亲高某甲支付的大礼288000元、看好钱6000元、上下车礼46000元，属于根据当地习俗在缔结婚姻的流程节点中向女方或者女方父母支付的礼金，符合彩礼的基本特征。侯某某为高某购买的“五金”亦符合当地结婚习俗中对于彩礼的一般认知，同样属于彩礼的范畴。而在举行结婚仪式向双方亲戚行礼时收到的磕头钱12000元，属于亲朋好友对新人双方的赠与，不属于彩礼。侯某某为高某购买的价值8199元的手机，系男方以缔结婚姻为目的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所进行的赠与，因价值较大，在结婚目的不能实现时，女方应予返还。在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时，要严格适用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认定彩礼范围的参考因素，准确认定双方之间给付财物性质，对应否返还及返还比例作出合情合理的判决，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2023年8月1日，聂某某（女）与张某某经婚介公司介绍相识。2023年8月2日，聂某某向张某某出具承诺书，表明与张某某相识后爱上了张某某，经过慎重考虑愿与张某某结婚，自愿到张某某的工作和生活地与张某某一起安心久居生活。2023年8月3日，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张某某给付聂某某彩礼148000元。登记结婚当晚，聂某某向婚介公司咨询如何离婚及离婚后彩礼返还和婚介公司服务费支付等事宜。2023年8月10日，双方彻底分开。后聂某某退还张某某彩礼57000元。2024年5月，聂某某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且无和好可能为由起诉请求与张某某离婚。张某某同意离婚，但以婚后女方即离家打工，二人实际仅相处2天，只有夫妻之名，无夫妻之实为由，反诉请求聂某某返还剩余彩礼91000元。聂某某对张某某的反诉辩称，剩余彩礼向婚介公司交纳服务费10000元，余款因家庭需要已支出，没能力退还。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线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景汉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此为主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责任制，首先是把办案能力过硬的人员选拔到法官、检察官岗位上，把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工党务等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推动法官检察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其次是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赋予法官检察官办案权力，并对自己办的案件负责，既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职权，又明确责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再次是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并与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确保权、责、利相统一。第四是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消息还提到，逢年过节“坐一坐”，旅行回来“接个风”……商人杨某瞄准杨彬这支“潜力股”，先后3次以拜年、接风等名义，送给杨彬6万元。杨彬在与杨某的多次交往中逐渐变得“亲清不分”，认为杨某是“自己人”。2022年1月，杨彬担任红原县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手中的权力更大了、项目也更多了，杨某便开始寻找机会，试图进一步拉近与杨彬的关系。2024年春节前，时任红原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的俄邓学与杨彬在一次打牌中得知，杨彬最近“打牌总是输，手头比较紧”，便将消息告诉了杨某。杨某心领神会，“委托”俄邓学将18万元送至杨彬家里，杨彬毫不客气地收下了。让杨彬“意外”的是，仅一个星期后，“中间人”俄邓学就被红原县监委采取了留置措施。“我内心十分不安，担心自己收受礼金的事情暴露，每天睡觉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但自己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有勇气主动向纪委监委自首或坦白了。”杨彬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