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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初期，吴玉章敏锐意识到“干部问题已经成了一个头等重要的、迫切的现实性问题”，重视新型高等教育对培养国家管理和经济建设人才的关键作用。他受命创办“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并担任校长，要求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培养万千建设干部”作为首要目标。建校之初，中国人民大学高度重视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建设，设置经济、贸易、工厂管理、合作社、法律、外交、教育、统计、档案等国家建设急需的本科学系和干部专修班（科）。例如，1950年学校开设新中国首个专门教授档案学知识的教学机构——档案专修班，后来，这个专修班逐渐扩大发展为档案专修科、历史档案系，初步建构起新中国档案学高等教育的教学和教材体系，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和师资。吴玉章担任校长的十几年间，中国人民大学培养了众多政治理论教学师资、研究人员、管理干部和各类专业人才，成为全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道路的一面旗帜。

　　吴玉章认为，“青年人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关系国家兴亡和革命成败的大问题”，将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办学育人的第一要务。1950年10月4日，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强调：学校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以马恩列斯的学说和思想来进行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并把他们培养成为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专家”。他将上好政治理论课视为“头等重要的事”，要求加强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课程教学，使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时数占到全部课程时数的20%～30%。学校根据课程和学生的不同特点，积极探索科学的思政教育方法。比如，由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是最一般的规律，理解它需要较为丰富的知识基础，因此建校初就只在少数专业开设这门课，并将其排到最后讲授；由于青年学生缺乏革命经验和理论知识，针对他们的中国革命史教学就必须改变过去干部教育的习惯，要先教授党史基本知识，再讲《实践论》《矛盾论》等理论著作。这些做法为全国高校的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了有益经验。

　　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吴玉章历来强调“历史是启发爱国心的一门科学”，积极探索历史教育的新形式，发挥历史学科对坚定理想信念、树立爱国情怀的价值功能。吴玉章的人生经历堪称“一部非常丰富的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他基于历史当事人的责任，注重将自身经历以史论、口述、回忆录的形式记载发表，为革命精神的教育和红色基因的传承提供鲜活教材。1964年1月17日，吴玉章在校刊《人民大学》发表《大家来写校史》，指出“用村史、公社史、厂史、校史、家史以及由老工人、老干部、老农民讲自己的亲身经历，是让青年一代了解过去、对比现在、展望将来的好教材，也是向青年进行阶级教育的好办法”。他号召全校师生从中国人民大学波澜壮阔的历史中感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积极学习和尝试书写红色校史，并把它作为“传家宝”代代相传，教育后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吴玉章为中国人民大学确定了“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的办学方针。反映在专业设置上，中国人民大学除学习苏联政治理论教学经验外，还专门设立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合作社经济等专业，推动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吴玉章将“理论联系实际”作为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方法，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重视实际问题和群众经验，告诫学生不要“只坐在书斋里做学问”，勉励他们“要得到真才实学，就必须把学习和生产实际结合起来，把学习的积极性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结合起来，努力地深入地踏实地去钻研”。1958年11月，吴玉章接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师生，看到他们创办的《汉语拼音报》对学校乃至全国的文字改革宣传发挥了实际作用，感到非常欣慰。他鼓励新闻系学生积极开展专业实践，既要到地方报社进行实习，接受正规训练，更应该深入基层和农村自主办报，支援新闻“抗旱”，强化党的宣传工作。

　　吴玉章鼓励新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下决心改造提升思想，“这是整个学校教育工作中最基本的东西，不可有半点松懈”。他批评一些教育工作者有意无意地给学生灌输“当专家”“当干部”和追求名利的错误思想，对理想信念缺乏应有的重视。为加强教员和职工的政治理论素养，吴玉章推动中国人民大学创办面向学校职工的马列主义夜大学、夜校，在夜校毕业的学员经过申请并考试及格，可升入夜大学继续学习，考试合格后发放毕业证书。针对不能入夜大和夜校学习的职工，学校开办职工业务学校，设置小学、初中、高中各年级，主要补习文化和理论知识。吴玉章还要求教师关注国内外的时事问题，广泛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和生产劳动，争取各种机会与劳动人民建立密切联系，树立人生观，提升道德修养。他认为，唯有如此，教育者才能成为人民的教师，担当起“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责任。

　　“实现政治修养和业务修养的统一”是吴玉章对教育者的要求。他认为，只有教师的政治水平和科学水平都提高，教育质量的提高才能有基本保证。他要求新中国的教育者把提高科学水平和专业能力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务必切实努力，不要满足于一知半解的粗浅境地，不使提高的呼声流于空谈”。建校之初，中国人民大学为提高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能力，学习引入苏联高校的教学组织形式，将其译为“教研室”。这种“把教师按课程组织起来，对一门或数门有密切联系的课程，共同开展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的教研组织，具有“高度组织性与纪律性、高度的思想性与创造性”，有利于教师集体备课、合编教材、充分讨论、相互促进，为规范教研工作、培养后备力量、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吴玉章还要求定期召开科学讨论会，鼓励教研人员以文参会，针对不同问题展开学术研讨。从1950年到1966年，中国人民大学举行过10次全校性的科学讨论会。吴玉章不仅参加全校范围的科学讨论会，还会轮流参加各系、各教研室的分学科讨论会，这些讨论对提高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能力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吴玉章注重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将“学术上的自由批评与自由讨论的空气的形成”视为科学研究正常开展的标志，主张在学术问题上保证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形成以郭沫若、范文澜、尚钺为代表的三种观点。吴玉章认为，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可以各抒己见、百家争鸣。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历史研究班，他邀请范文澜、翦伯赞、尚钺等阐发关于中国古史分期的不同观点，为学术讨论营造自由氛围。吴玉章尊重科研人员，从不将自己的学术观点强加于人。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副所长张照主持编写了《汉语拼音文字定型化研究》一书，主张“用不同的拉丁化双字母作义符加在拉丁化的拼音词汇后面，以区别大量同音词”。尽管吴玉章对这种方法并不认同，但他尊重这一研究成果，对此书的出版给予人力和财力上的全力支持。吴玉章的这些主张和做法，为学校教师和科研人员营造了良好的教学研究环境，受到全校师生的欢迎。

　　吴玉章出生时，吴氏家族“敦孝悌、睦乡邻”的家风已在四川荣县当地传为美谈。其祖母慈爱贤惠，父母孝悌力田，兄长心系家国，滋养出吴玉章的家国情怀、浩然正气和奋斗精神。1964年，吴玉章回忆起幼年时家人的言传身教：“我在少年时代的家庭教育，多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等等的教育。在我刚懂事的时候，父亲就教育我长大后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祖母对儿孙辈要求也很严，她力禁烟赌，不准妄取人物。常告诫说：‘小来偷针，大来偷金，不义之物，宁饿死，不接受。’‘从艰难困苦中长成的人才更有用。’并且从小就要我做如洒扫庭院、整理什物等儿童应做和可做之事，要我‘有始有终’。当亲朋夸奖我时，她就告诫亲朋说：‘不要过于夸奖他，锅盖子揭早了会出气。’这样，我也就不偷懒，不苟且，不半途而废。”这些家庭教育，对于吴玉章后来参加革命活动，培养民族气节和革命气节，都曾发生过积极影响。

　　吴玉章提倡“严爱相济”的家庭教育观。他认为，对子女“真正的爱”应该是在生活上给予适当的父母之爱，而在政治、学习和工作中严格要求，让他们在艰苦中得到锻炼，在风雨中实现成长，“这是一种移风易俗的变化，也可以说是家庭教育的一个革命。”吴玉章的独子吴震寰于1949年病逝，留下四个幼小的子女。吴玉章抚养孙辈成人，对他们的衣、食、住、行关怀备至，即使后来相隔千里，也会在百忙中用一封封家书表达关心和挂念。吴玉章常以自己的革命经历和党的光荣历史教导孙辈树雄心、立大志，将祖宅门厅悬挂的治家对联“创业难，守业亦难，须知物力维艰，事事莫争虚体面；居家易，治家不易，欲自我身作则，行行当立好规模”赠予后辈，勉励他们将其作为持家立业的准则，在各行业都能以身作则，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他鼓励孙辈下乡、下厂参加劳动和生产，并及时汇报收获体会，在家书中多次告诫他们：“你们是干部子弟，没有什么可以特殊的，如果说特殊的话，就是要表现得更好。你们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成为精神贵族、纨绔子弟。”吴玉章以身作则，践行“爱与严相结合”的家庭教育，树立起中国人培育红色家庭、家风、家教的典范。